海外华人、投资者：中国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和出入境政策为世界经济带来希望******

　　近日，中国对疫情应对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即自2023年1月8日起取消对国际入境的大部分限制，这让海外华人感到十分兴奋。

　　王南希最后一次回到中国是在2019年春天，当时她还是迈阿密大学的一名学生。两年后，她毕业了，目前在纽约工作。

　　“回国不用再隔离了！”王南希说，她已经快四年没回过中国了。听到这个喜讯之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搜索回国的航班。

　　“大家都非常高兴，”王南希告诉《中国日报》，“之前，你必须花很长时间，才能结束隔离状态回到中国。但现在疫情的限制解除了，大家都希望明年至少能回国一次。”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丈夫和朋友都喜出望外。太好啦！我们可以回去啦！我们非常高兴能回中国见父母。”纽约居民郑怡玲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表示。

　　其实，她今年刚生了孩子，本打算年底回国。但随着中国放松了对出入境的限制，郑怡玲的母亲几天前就来到了美国帮助她和她的孩子。

　　全美浙江总商会会长林光表示，在美的中国商界也“渴望回归”。

　　“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我们国内的手机号、微信支付等等都在过去三年中失效或需要验证。许多国内的商业交易也需要中国的银行账户，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回国处理，”林光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表示。“总的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回去。”

　　林光说，美国的一些进口商过去常常去中国工厂下订单。现在这些人很快就会再回到中国。

　　中国的决定也给奢侈品牌带来了好处，全球投资者希望在2023年前景黯淡的情况下，这项决定可以支持全球经济、畅通供应链。

　　摩根士丹利今年8月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称，美国和欧洲投资者都将从中国的转变中获益。随着中国消费者增加可自由支配支出，包括品牌服装和鞋类、科技、交通和零售食品在内的行业都将受益。分析人士还表示，在许多国家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胀之际，放宽对国际游客入境的限制同样会提振中国经济和全球商业。

　　松树桥投资管理公司(PineBridge Investments)的投资组合经理雷德哈(Hani Redha)告诉《华尔街日报》：“中国现在是市场的前沿和中心。如果没有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世界将面临相当广泛的全球经济衰退。”

　　美国银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全球经济衰退预期的放缓，很可能是因为看到了中国经济的良好前景”。

　　高盛分析师认为，中国政策转变的总体效果将对中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中国放宽国内人员流动和入境旅游的措施也支撑了该公司对2023年中国GDP增长超过5%的预期。（中国日报网）

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如何平衡包容？中外专家把脉建言******

　　中新网北京12月4日电(记者 孙自法)作为有望引领人类未来变革的一项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AI)近年来在快速发展并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带来安全、隐私、公平等系列问题和挑战，人工智能治理概念应运而生，备受关注。

　　由清华大学主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的2021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12月4日在北京开幕，中国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致辞时形象表示，“我们现在正站在智能化社会的门槛上，人工智能这条大船正载着我们向智能化世界驶去，而治理正是随时校正大船航向，确保大船行稳致远”。

　　在随后举行的“如何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主论坛上，中外专家学者线上线下对话，把脉人工智能发展，聚焦治理体系构建。

　　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提出，人工智能治理直面数据、算法、算力、场景等四大要素挑战，价值导向上要坚持人工智能技术安全可控的底线思维、维护个人权益尊严与平等的人本思维、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思维和人工智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思维，遵循“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共同责任、开放协作、敏捷治理”的治理原则，着重从“包容、共享、审慎、负责”价值原则来平衡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发展和安全需求，形成人工智能治理机制的价值共识，推动实现全球协同治理。

　　关于“审慎”价值原则，薛澜强调，要对人工智能治理给出明确的安全底线，既不能放任不管，任其野蛮生长，也不能出现“一管就死”，避免矫枉过正。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表示，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技术，人工智能治理旨在促进具有人类价值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以造福人类和地球，因此，人工智能治理应遵循人工智能发展规律，具有开放的多利益相关者共治的结构，应综合运用技术、规则、教育等多种工具，并有效植入到人工智能应用平台之中。他还特别强调，不仅要发展人工智能各式各样的应用技术，还要发展一批保护隐私和公平、加强监管的人工智能治理支撑技术。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与方案支助局局长徐浩良指出，人工智能不是万能灵药，它的好坏取决于使用人工智能的人及数据基础、治理标准。“我们需要全面地看待人工智能，需要跨越国界、跨行业和跨代际的合作，来制定必要的治理框架”。他说，国际机构和国家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通过有关人工智能伦理的提案，得到许多成员国的支持，这是积极的一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做好准备，为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构建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提供支持，让人工智能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新的、21世纪国际合作方式来治理人工智能？”卡内基理事会资深研究员、人工智能与平等倡议联席主任温德尔·瓦拉赫认为，首先是以数字和生物革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在重新定义人类的意义，并且重塑世界和未来前景；二是技术速度远远快于道德和法律监督到位的速度，新的人工智能部署的绝对普遍性和速度，颠覆了行业政府、传统机构以及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技术结构；三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存在基本控制问题，作为关键系统组建部署时会构成潜在危险。

　　他说，建立一个合作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应该是敏捷的、适应性的、预见性的、响应性的、包容性的，“但是我们应该很清楚，如果没有中国和美国的参与，所有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方案都只能是幻想。如果不大力转向国际合作，我们将无法成功度过未来几十年”。

　　“今天社会不仅仅是外卖小哥被困在算法里，我们每个人都被困在各式各样的算法里。”清华大学智库中心主任、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苏竣认为，人类即将从工业社会迈向以科技进步和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技术在颠覆性地重组人类社会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的法律隐私、道德伦理、公共治理带来诸多严峻挑战。

　　他说，技术是中性的，算法是无辜的，在这场人工智能掀起的人类社会巨变中，需要科学的方法研究和应对科技发展带来的种种风险、问题和挑战。“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探索智能社会治理的中国道路”的倡议自2019年发起以来，经过两年多努力，已在全国有序展开，实现智能技术治理与智能社会治理齐头并举，将为构建有人文温度的智能社会作贡献。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总裁罗欣顿·麦德拉指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数据领域，要有全球所有国家都接受的数据伦理方面的标准，包括如何搜集数据、收集谁的数据、如何储存数据、如何整合数据、如何分析数据、如何加密、如何保证数据安全、如何使用数据等，“在全球层面共同创建普遍性的标准，它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治理挑战”。针对现在越来越多的全球价值链当中，因为机器的替代，很多工作机会被失去的问题，他建议由来自不同社会、不同文化或宗教背景的哲学家组建一个全球性委员会，来思考应对和解决之策。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表示，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也肩负着参与国际治理规则制定的职责。因此，如何助力全球社会共同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需要进行系统思考，开展国际对话。(完)